卸任部长后，他为何三提邓小平和朱镕基

不管是在任财政部长还是卸任后，楼继伟的每次发声，关注度都很高。

1月29日，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官网发布了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会长楼继伟的长篇演讲稿，这是他在第十六届企业发展高层论坛上发表的讲话，引发了广泛关注和热议。

楼继伟的这次演讲，距离他卸任财政部长已经14个月。2016年11月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经表决免去楼继伟的财政部部长职务，任命肖捷为财政部部长。

楼继伟于2013年3月出任财政部长。公开简历显示，楼继伟曾任上海体改办副主任、国家体改委宏观司司长、贵州省副省长、财政部副部长、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等职。他参与过1994年分税制改革和外汇管理体制改革，被称为“富于市场意识和改革精神的实干型官员”。

十分认同刘鹤的判断

在楼继伟的演讲中，他认为2017年度经济指标是超预期的，2017年宏观经济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反映出良性变化的趋势，表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效果正在逐步显现。

楼继伟认为，今后一段时间需求管理的空间并不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抓手。党的十九大没有再提出GDP增长的预期目标。但要实现十九大明确的分两步走的宏伟蓝图，需要保持适当的经济增长速度。立足现实情况，要使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实现高质量发展，宏观政策取向必须继续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重点，今后一段时期实施需求管理的政策空间十分有限。

作为曾经主管财政金融的部长，楼继伟为金融发展做了特别阐述。楼继伟说，面对我国特有的风险，如中国特色的交易衍生品泛滥，各类中国特色的金融、类金融机构和区域性市场的创新设立，监管难度极大等问题。整治金融风险绝非一日之功。

1月24日，刘鹤在达沃斯演讲。

楼继伟表示，十分认同刘鹤不久前在达沃斯峰会所讲的，“争取在未来三年左右时间，打赢防范金融风险攻坚战”的判断。如果能在三年左右的时间解决这一问题，名义利率过高的问题也能随之解决。

三次提到朱镕基

在谈到金融混业模式时，楼继伟回顾了上世纪90年代的改革。

楼继伟说，上世纪90年代，朱镕基同志坚持分业经营。我曾委婉地提出，是不是先观察一下，但他坚持认为，现阶段公民规范守法意识不足、机构监管能力不足，混业必乱。正是在他的坚持下，才有“三会分设”和金融机构按主业拆分。

“当前金融行业利润已超过其他行业利润总和，大量人才蜂拥而至。去年我受邀对清华大学经管学院7字班毕业生讲话，心生感慨，结合自己的经历讲了一些励志的话。但另一种感慨讲不出来，当时面对上千毕业生，因为不止本院，还有其他院系的学生，都兼修金融相关专业。今后，优秀的青年还有多少愿意去做工程师、科学家？遑论公共经济学家。面对今天的金融乱象，我不禁感佩朱镕基同志当年的英明预见。”1月28日，楼继伟在第十六届企业发展高层论坛上讲话时提到。

在这一段话中，还有一个重要信息是“受邀对清华大学经管学院7字班毕业生讲话”，决策（juecezazhi）小编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官微上，找到了楼继伟的这篇讲话。

这次讲话是2017年7月2日，楼继伟回首自己清华本科入学40年，结合自己的求学、工作经历，对上世纪80、90年代的经济改革，可以说“曝出了很多猛料”，他同样提到了朱镕基。

楼继伟说，研究生刚毕业就被国务院办公厅调研室录用。调研室是国务院研究室的前身，当时主要的任务就是调研，提出政策建议，工作环境是相当开放的，参与调研、研讨，得以参加著名的“巴山轮会议”。在1985年被借调到体改委开展经济改革总体设计的研究。

当时社会讨论的主导性目标是怎样去改良计划经济，于是楼继伟做了补充，“改革要处理好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在模式上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两者的关系总体上是计划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一补充得到了充分的重视，这一提法被写入党的十三大报告。

楼继伟还坦言，当年他还是主任科员，为改革方案的设计，放弃春节休息。他说，从1984年起在农村改革取得巨大成功的基础上，改革的重点转向城市改革，即全面体制改革。到了1986年，中央要求这一年必须提出总体方案，在两年内实施。“这一年春节我没有休息，埋头于以价格、税收、财政为重点的改革方案的设计、充实、修改。”这个报告上报后，国务院给以高度肯定，决定以价税财联动为重点进行综合配套改革。

1986年3月25日，以国发37号文通知成立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研究领导小组，任务是研究明后两年改革方案和主要措施。“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和各专业小组，我是财税组成员，当时我的职务是主任科员。”

关于1992-1994年期间的改革，楼继伟以亲历者的身份，做了重点阐述。

到了1993年上半年，经济已经到了过热的状态。楼继伟说，不重回传统行政手段的治理整顿，开辟一条新路，按市场经济的做法规范各方面的纪律关系，同时加快改革，建立市场经济基本框架，就需要比1986年设想的价税财联动更为广泛的配套改革，需要一次整体性跃迁。而我们真的实现了，在1993年下半年着手全力准备，1994年1月1日各项改革措施密集出台。

面对在场的清华大学学生，楼继伟提到了朱镕基。他说，大家若想了解这次改革的背景，可以阅读《朱镕基讲话实录》中的相关文章。启示性的一篇是1993年4月1日的《防止通货膨胀要始于“青萍之末”》；全面决策布置的一篇是6月9日的《加强宏观调控的十三条措施》，以及下半年先后就金融、财税、外汇、外贸问题的讲话。其中著名的“十三条”是建立市场经济秩序的军令状，全面配套改革的动员书。

2017年7月2日，楼继伟在清华演讲。图片来源：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从1992年到1994年，楼继伟带领宏观司的同事，问题导向，分析制度原因，提出应对政策和改革方案，大都以内部报告形式报送，发挥了积极作用。在1995年，他将其中的主要报告编撰出版，书名为《宏观经济改革——1992-1994背景 设想 方案 操作》。

回顾当年的激荡岁月，楼继伟认为，这次全面配套改革是人类改革史上的一个奇迹。在严重通货膨胀的环境下，仅仅用不到半年的准备时间，建立起市场经济宏观管理体制框架，过热的经济趋于安定。这次改革建立的基础制度已有20多年了，十分稳定并不断改进。

三次提到邓小平

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中，楼继伟三次提到了邓小平。

第一次是回想在清华和社科院求学以及参加工作后的那几年，楼继伟说：“邓小平同志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深入人心，冲破条条框框束缚，各种思想碰撞，国家急需人才，思路、言路十分开放。我转学经济学，赶上了好的机遇，在报效国家的过程中，树立起牢固的家国情怀，也设计了未来人生。”

第二次提到邓小平是关于价格闯关。1988年出现了高度通货膨胀，楼继伟说，后来有人将这一年的通货膨胀算在邓小平同志“价格闯关”头上，完全是黑白颠倒。小平同志针对价格双轨制造成的腐败和经济秩序混乱，要求价格必须并轨，服从于市场，一点儿没错。价格决定于市场的必要条件是实行紧的财政货币政策，才不会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即便这样，由于校正价格扭曲都会造成温和的结构性物价上涨。如果说失误，那就是在推行全面承包时埋下了通胀的根子。

1992年1月19日，邓小平南巡抵达深圳。一场举世瞩目、影响中国命运的风暴从这里席卷神州。

第三次提到邓小平是1992年南巡，将改革开放推向新的高潮。楼继伟说，这一年的春天，我调入国家体改委任宏观司司长。9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定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1993年上半年开始十四届三中全会文件的起草工作，定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顶层设计。

深一度

1985年召开的巴山轮会议，在转折处推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前行。图为与会的经济学家，从左至右：薛暮桥、马洪、李克穆、吴敬琏。

巴山轮会议：中国转弯处的脑力激荡

“巴山轮会议”又称为“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是1985年9月2-7日经国务院批准，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世界银行共同在交通部所属的一条从重庆到武汉的 “巴山号” 长江游轮上召开，故被称为“巴山轮会议”。

与会专家当时所讨论的7个问题：中国经济改革带来的巨大变化、改革的目标模式、改革的方法和步骤、价格问题、经济过热、改革与经济稳定、继续推进改革。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几乎没有一个纯学术性的经济讨论会，像1985年的巴山轮会议那样，让经济学界记忆深刻，让与会者至今还津津乐道。

1985年，中国经济走到一个关键点，何去何从，面临新的抉择。而由数十位国内外顶尖经济专家参与的巴山轮会议，给中国经济发展间接地提出了治理方向，让中国人初次知道了什么是好的宏观经济管理，什么是中国眼前该做的事情。

从一定范围来讲，巴山轮会议推动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改变了一群人的命运。

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

值得一提的是，参加过巴山轮会议的很多人，通过那个会议改变了自己后来的人生道路，现在都成就了自己的一番事业，就连翻译也不例外。

在那次会议上，很多人与国外的经济学家建立了很好的联系，通过他们的帮助，许多人都得以有了出国学习的机会。比如郭树清、楼继伟、田源等一批人，后来都到国外学习过。

事实上，那次会议不仅让参会的人员有机会出国学习，还推动年轻一代到西方去学习很多东西，回来后发挥了很大作用。

而另一批人由于在会议上给人包括领导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而得以在另外的岗位上有了大展拳脚的机会。 当时负责为会议做同声传译的4个人李青源、赵晓宇、杨景萍、李淼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代表。在当时，李青源是教同声传译的老师，现在，他是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赵晓宇是财政部国际司司长，而杨景萍目前定居美国。

20年的岁月，中国的很多改革从无到有，遇到的问题也总是从无到有，那批参加过“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的人，对这方面的感受也许更为深刻和真切。

外国嘉宾

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198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托宾，那句“不要把所有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名言的讲述者；

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格拉斯哥大学名誉校长阿来克·凯思克劳斯；

英国牛津大学安瑟尼学院高级研究员弗拉基米尔·布鲁斯；

联邦德国证券抵押银行理事长奥特玛·埃明格尔；

匈牙利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部主任诺什·科尔奈；

南斯拉夫政府经济改革执行委员会委员亚历山大·巴伊特；

日本兴业银行董事、调查部部长小林实等。

堪称是一群当时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

还有一位重要的外国代表，菲律宾籍华人林重庚。他当时是世界银行驻中国首席代表。巴山轮会议，最早是林重庚和中国体改委委员廖季立开始协商筹办的，廖季立后来因病未能与会。而参加会议的外国经济学家，主要也是林重庚请的。

中国嘉宾

中国方面，领衔者为年已81岁的经济学界元老薛暮桥，薛不仅是学界泰斗，而且曾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等要职，当时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安志文，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兼党组书记；

马洪，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总干事；

童大林，体改委副主任，等等。

这些都是参与制定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官员，年龄都在60岁上下。

除了官员，另一部分人是经济学家：

刘国光（社科院副院长）、高尚全（体改委副主任）、吴敬琏（国务院发展中心）、赵人伟、张卓元（社科院财贸研究所所长）、周叔莲（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等。

“可以说，当时社科院与经济有关的研究所所长都来了。”赵人伟后来回忆。除了刘国光外，这批学者多数当时50岁上下，正值壮年。

另有一批参加会议的“小字辈”，他们在今天格外引人注目：

项怀诚，46岁，时任财政部综合计划司副司长，后任财政部长，现刚从社保基金会理事长位置上退休不久；

洪虎，45岁，时任体改委秘书长，现职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3副主任；

楼继伟，35岁，时任国办研究室主任，曾任国务院副秘书长、财政部部长；

郭树清，29岁，当时还是社科院博士研究生，曾任建设银行董事长、证监会主席、山东省省长，现任银监会主席。他和楼继伟，都是“挤”进来参加的会。

来源：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官网，激荡三十年等

编辑：纪海涛 / 审稿：王运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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